赵氏对于癫狂痫呆等精神疾病，首先重视的是五脏生痰、痰邪作祟的理论。他认为，无论是内伤脾胃、外感风寒，还是抑郁不舒、愤怒羞恚，或者是素体不足、气怯于中，都可能导致气机阻滞，湿浊痰邪内蕴，形成痰邪痹阻心窍的局面，从而引发各种精神疾病。因此，在治疗方法上，赵氏常常重用生半夏、南星等豁痰开窍的药物，或者加入皂荚、白芥子、明矾等具有化痰作用的中药材。同时，他还会配伍人参、茯神、当归、白芍等扶正健脾的中药材，以帮助身体恢复正气。对于阳衰而有痰厥之象的患者，他常常使用参附相伍的方法来回阳以助温化。

赵氏在组方用药时，非常注重根据五脏盛衰情况进行调整。他通过精准的组方和遗药，使得药物能够直达病所。例如，在治疗失心癫狂的截癫方中，他仅使用了郁金和明矾两味药。郁金具有活血化瘀、行气解郁的功效，而明矾则具有祛痰、燥湿、化痰的作用。两者合用，可以直达病所，针对心生痰引起的失心癫狂进行治疗。由于药专力宏，患者在服药后往往会感到神气洒然。

而收呆汤则以半夏、南星、菖蒲、郁金祛痰开窍，合逍遥散（去白术）舒肝解郁，体现了善治痰者，不治痰而先治气，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之而顺之义。脾主运化，脾胃升降失常，水谷不化精微则聚而为痰，回癫汤以人参、白术、茯神补中益气，山药、薏苡、半夏和胃健脾燥湿，肉桂、附子鼓舞清阳，全方“纯用补正之药，不尽祛痰，转能去其病根”者，健脾则如烈日当空，痰浊阴凝自散也。而启迷丹则为素有痰气而发，且又肾阳不足，命门火衰，火不生土者所设，赵氏认为肾阳为诸阳之主，命火衰土失温煦则水湿停蓄，而“肾生痰，多虚痰，切不可作脾湿生痰论”。故赵氏重用辛通四气，补肝脾肾三经之圣药菟丝子，补火生土，佐人参、茯神扶正健脾，合半夏、皂荚豁痰开窍，从本立论，以治肾虚生痰者。纵观赵氏所集诸方，虽不乏辛温燥烈之品，但经其组合配伍后，却都达到了阳中有阴，走而能守，辛而不燥，温运阳和之意，既体现了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”的医经旨趣，更有自出机杼，灵活辨治之理。赵氏所集诸方，犹如秋水共长天一色，美不胜收。犹如一位画家，用精细的画笔勾勒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。

治郁证，贵在气机升降

郁证所涉范畴极广，素有气血痰食湿火六郁之说，而赵氏辨证则重在肝脾气机升降，治疗则以疏通气机，斡旋中阳为法。

赵氏认为郁证多由“抑郁烦恼，七情所伤”，初起多为无形之疾，故治疗当以疏导理气为主，常以香附、乌药、柴胡、白芍等，以气胜者轻取，而力避克伐之品，以“不动脏腑，不伤真气”为准绳。

对郁证较久，由脏腑气机不畅，致湿食津血瘀滞，渐致有形之积渐成，或郁有化热之势者，则佐以消导清化之品，如陈皮、川朴、郁金、*连等，以消导有形之积，或清化郁热，而力戒攻逐荡涤之药。

在具体选方用药上，调理脾胃则重在调整气机升降，而兼顾湿邪痰浊为患。如其所制调理脾胃方，方以人参、茯苓、陈皮健脾益胃升阳，苡仁、山药健脾祛湿益阴，佐白芥子下气宣中豁痰，全方药仅六味，但寓调理阴阳之机，有升降相因之妙。

体现了脾以升为健，胃以降为顺，补而兼通，则脾运而不郁，通而不耗，则胃阴不伤，故能降而不滞，看似平淡，实为丝丝入扣之法。

其疏肝解郁，则以宣通为法，而兼及郁热，除所集中方医之*鹤丹等方外，其所制三宣散，亦可谓独具杼机，方以柴胡解郁，白芍养血柔肝，结合增液汤滋养阴液以补肝体，佐丹皮、栀子清肝火退虚热以利肝用。

且于“专散肝木中之火”的方中，加用辛温之荆防，以肝木应阳春升发之性，藉荆防辛温轻扬之剂，既可因势利导，疏肝和中，使肝木火热之郁，有疏泄外达之机，更寓东垣气机升降之理，且苦寒与辛温并用，清化与疏散同施，清者自升，浊者自降，实为大家之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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